杨  总：创建一个一流的慈善机构，这将是我在企业生涯之后的又一个事业，我说过，我办卓达，要能使200万贫困儿童能够读得起书，将来还要能赡养上万名没人赡养的老人，这两条都有能力做到。一般的说，贫困家庭的孩子都在边远的农村，1000元就可以读完小学六年级，如果1万个是1000万，10万个是1个亿，百万个是10个亿，那有20个亿就足够了。1万个老人，如果一个老人一年生活费用是1万元的话，一年是1个亿，这样企业还能够长久支持下去，是可以做得到的，但这还不够，最重要的是如何去影响全社会，让整个社会都充满慈善精神，所以，我想做一回企业能有这样一个归宿，应该还是快乐的，还没有白忙一场。

记  者：在金融危机对很多大的企业都有一定的影响，对于卓达，会不会因为这个影响而减少对慈善的支出？

杨  总：不会的，因为我们在利用反周期的运作模式。我说了，危机和机会是并存的，我们抓住了机会，而卓达现在是成长最快的，规模是最大的，步伐迈得最大的。现在几个重大的项目都是在这两年捕捉到的，所以卓达的经济增长非但没有减弱，而是倍数甚至几何基数的提升，所以也为今后的持久慈善事业创造了基本的前提条件。

记  者：您认为如果成为一个好的慈善家需要具备哪几个因素？

杨  总：我想第一条件是主观的，就是得是真心的，而不是想通过它去谋取其他的什么荣誉，应该是纯洁的，是真正崇高的。如果把做一些慈善事业当作交换利益，当作个人谋取某些荣誉，弄个什么委员、什么代表的，这就有悖慈善事业的宗旨。古语讲君子不市恩，说如果把慈善行为和个人所得、企业所得相联系，那就等于在做戏，那就变成了一种交易，交易归交易，奉献归奉献，这是两回事，奉献必是无偿的。第二个，客观上得有这个条件，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拿什么去捐助，去解决问题呢，也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已，所以，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以前每次发生重大灾害时，赈灾会上都出现报的数很大，但款迟迟不到，甚至有的认捐企业被起诉。过去讲捐是一份人情，不捐是本分，既然捐了就该实实在在拿出来。还有的企业捐出一堆烂物资，市场根本没法定那个价，也当做市场价格折算出来，这都有悖慈善精神，是造假，让人恶心。

    企业家和慈善家相比，企业家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企业创造利润，生产商品就是为了卖，卖就是交易，没有卖没有交易，企业就倒闭，企业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卖是企业一切利益之源，但不是权钱交易，而是市场交易。作为慈善家没有交易，只有单向的付出，如果通过捐1个亿获得政府或者社会10个亿的好处，那不叫慈善，那叫投资。

记  者： 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中国慈善迎来一个发展的高峰期，但是我们更关注中国慈善的持续发展，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  总：慈善是和文化连在一起，这个文化是大文化，其中包括宗教、价值观和审美取向。如果没有这些做前提，没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氛围，持久的慈善事业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这个社会必须是崇高的，而一个社会的崇高是慈善事业得以成为全社会公民自觉行为最重要的保证。如果人们听到的、见到的都是负面的东西，抓住一个官员动辄就是几千万、几个亿的贪污，说5％的人拥有95％的财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如果这些东西每天不绝于耳，司空见惯，包括路上有人遇到灾难，只要稍加援手就可以救一人或者数人幸免于灾难，但不肯停下脚步给予帮助，这样的社会遑论慈善，这是最基本的保证都没有。如果社会没有基本的公正，人们就变得一个比一个自私，心肠就变得非常阴冷、坚硬，那慈善只能是少数人的事情，就不可能是公众的事情。所以，一个社会慈善的水平也是这个社会综合水平的试金石、标准。

生活在一个富有慈善情怀的国度，不论是民是官、是贫是富，都会获得一种幸福感，都会感到自己是有价值的。一旦遇到困难，这个族群不会抛弃我，人们一定会相助，这种幸福不是单独的个体所能追求到的，它需要一个社会最基本的条件。如果不是在这个条件下，自己就纵然富可敌国，或者权势倾天，也不会幸福。今天权势倾天，三代以后还如此吗？不会吧。今天富可敌国，个人财富还能永远吗？

中国人的不幸恰恰是个人的幸福是高于一切的，实际上没有社会的幸福，从本质上没有个人的幸福。说自己爱干净，家庭弄得十分整洁，可空气整个都是被污染的，出门一会儿一脸灰尘，这能干净到哪，不能拿着水管子一边走一边往脸上不停地清洗吧，这不会有什么幸福和快乐。说有钱买了个法拉利跑车，可路不行，跑车也跑不了；路行了，交通秩序又不行，这也照样不幸福。买游艇固然好，可没有好的海域，游艇有什么用，那和渔船没什么区别。所以，奢侈品需要能消费奢侈品的国度。

    企业在有余力的情况下，多做些慈善事业，这是应该的。从社会意义上来说，越来越多的企业关注慈善事业，多为慈善事业付出一些，不仅解决社会上的具体困难，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倡导、引领、影响非常多的人、一个阶层、乃至整个社会去关注慈善事业。一个社会对慈善事业的关注水平、投入水平是这个社会凝聚力必不可少的，也是这个社会的精神状态和道德状态的重要指标。因为慈善事业将面对的是那些有特殊困难的群体，不管任何社会，总有一些有特殊困难的群体，如果这部分群体不能被有效的关注，不能被赋予爱心，给予关怀，不能解决他们的特殊困难，那么这个社会将变得冰冷。因此说，卓达文化的价值观是，这个社会有一个人不幸福，我们都不是真正的100％的幸福，就像卓达的养老体系，我讲了，这个社会还有一个老人没被无微不至的关怀，没有幸福的晚年，那么我们自身就不是100％真正的幸福。

    一个企业具有这样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是解决不了整个社会的问题，但如果我们全社会所有的成员都有这样的价值取向，都有这样的审美标准，都有这样一种最基本的觉悟和责任心，那么这个社会将是非常强大的。一个社会强大与否，经济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不是全部，最主要的既不是经济，也不是军事，而是这个社会的情感水平、道德水平，因为它涉及到这个社会的凝聚力，其中包括这个社会全体公民的正义感、爱心等等。从企业自身来说，多做些公益和慈善事业，多付出，这对自身是一种精神上的净化，一种心灵上的净化和提升。

    我们做企业，在安置就业、创造税收、拉动经济的同时，还能把多余的力量、多余的钱，拿出来帮助那些读不起书的、看不起病的，帮助那些丧失了生活劳动能力的人，这使得我们知道钱还能有这样的用处，还能给别人带来快乐，能解决别人的困难，从而还使人知道我们还有用，我们对他人还有用。有什么能够比自己知道能够对别人有用，能给别人解决困难，能给别人带来快乐，解决忧愁，这样能使自己更快乐的事情呢？

    如果我们不能够做这些，那么我们挣了那么多钱，用来做什么？钱对我们到底有什么用？因为钱能派上这样的用场，所以我们才有不停奋斗的动力。

    有人问我如何能成就事业？如果定一个目标，二十四五岁大学毕业，到30岁的时候，要使100个失学儿童通过自己的付出回到学校，40岁的时候要能救助1000个人，50岁的时候能救助10000个人，60岁的时候我能救助50000个人，那就一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因为你总觉得有压力，总觉得有很多事情应该做没做完，就不会停下脚步。否则的话，经过了奋斗，你有了钱，有了车，有了房子，你感觉钱多了就没用了，还有什么价值呢，就不会有事业心，不会有远大的抱负。这也是一个人在做成了事业以后，不至于挥霍，不至于糟蹋财富，仍然能保持勤俭的生活，仍然能保持奋斗的精神，保持向上精神的重要原因。所以，卓达文化就包括这样一种价值观、审美取向，多做一些慈善事业，应该说是天经地义的。

        ---总裁接受河北电视台专访

    访谈地址：http://www.zhuoda.com/News/090611.aspx

三年大变样与城市运营

      ---总裁接受河北电视台专访

     访谈地址：http://www.zhuoda.com/News/090611.aspx

  记  者：杨总您好，非常高兴今天和您一起来探讨关于三年大变样和城市运营这个话题。那我们从我们石家庄来说吧，从我们省会来谈起。那我们在石家庄的三年大变样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可以说我们在看着自己的家园每天面貌都不一样。那么，作为城市的一员，我想杨总和我一样都对三年大变样之后的城市有一个期待或者想象，那么杨总您的期待是什么样的？

中华工商时报记者 苗钰娇
文章链接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604/23322877075.shtml

     初识河北民营房地产巨头卓达集团总裁杨卓舒，是去年10月份他在山东文登投资承建30万吨的港口的奠基仪式上，当时记者就和他约了要进行采访，但直至近日才成行，因为他太忙了。在投资文登后，在短短的几个月之间卓达集团又展开了一系列的并购重组，天津、北京、三亚、文登……都留下了他匆忙的脚步。在目前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杨卓舒没有停下奔忙的脚步，而且似乎更忙了。近日，记者终于在一次会议间隙采访到了杨卓舒，听他阐述了在金融危机下如何拯救财富。
　　投资不动产是最佳选择
　　对于目前的金融危机，以及危机造成影响和个人财富的缩水，杨卓舒有着清醒的认识。杨卓舒认为，金融危机导致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等富豪的财富大幅缩水，这些财富流失对他们个人的生活无关紧要，但是对全世界大多数老百姓直接打击的是个人生活。因为财富和财富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财富是属于公众的，尽管为他个人所拥有，但是他绝大部分的财富是属于全世界公众所共有的。金融危机直接带来的灾难性打击就是个人财富的缩水，这种缩水表现在房地产上，如果房价不是适时地向上涨，甚至出现跌落，那么每个拥有房产者的财富都将成比例被剥夺。国民财富就包括个人财富这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个人财富流失20万亿元的时候，国力跟着相应的衰退，国家的经济总量也在减少。
　　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如何能够实现个人财富不缩水，甚至还能有所增加呢？杨卓舒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杨卓舒告诉记者，现在许多投资、置业者都存在着这样的困惑，钱放在银行注定贬值，而投资股票、基金、债券风险又很大，现在中国老百姓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个人财富，应该说正在快速流失。如何遏制这种财富的流失呢？他认为，中国的城市居民，只要有能力，就是他的资金能够支付得起，最保险最可靠的就是投资不动产。
　　他说，这次全国出现经济大萎缩，房地产成了众矢之敌，然后拼命地讲降价，除了有个别的、局部的地方降了，整体依然没降，而且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平均房价普遍上涨大约1．5％－2％，涨得太慢，公民财富也在流失。可以预期，经济复苏之后，房价就必然大大超过原来，因为它不可抗拒，不论是主观上怎样努力，客观已经不能改变。不动产的种类很多，度假酒店、商业、旅游地产、文化地产，也包括普通居住地产等等。为了防止财富流失，主观上为自己，客观上就为了国家、为了这个城市，购买不动产，这是出路也是应对措施。
　　第二就是得想法开源。在这种背景下，就业变得艰难，机会变得稀少，挣钱变得困难了，但是要想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学会多挣钱，多挣钱也就是相对少流失。那么多挣钱对于这种现在就业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是不是没路可走了，当然不是这个样子。社会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那种设施类的消费逐渐地在减少，但是人们生活中所必需的并没有真正形成产业还有待开拓，这都是机会。
　　政府要启迪老百姓，让老百姓自己动脑子想办法，不能把什么都背起来，如果政府什么都背，让老百姓产生一种依赖，这个社会将变得非常可怕。严格地说，合格的公民，在这样的经济危机下，也应该接受考验，自立、自强！以日本经济复苏、韩国经济复苏为例，或者崛起之前的艰难时刻，日、韩两国的国民没有一个不是如此，都是千辛万苦的个人创业，所有人都这么努力，于是国家就强大了，就从经济泥潭中挣脱出来了。
　　口碑比银行存款更重要
　　卓达集团最近在河北的媒体上刊登了在金融危机下如何拯救个人财富问题的广告，提出了买房返还养老金、联合共建等多项惠民的措施，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一时间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10多年前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卓达当时提出“入驻卓达小区不收物业管理费”，水电费比市政优惠5％－10％，同时还给予每户助学金。时至今日这些承诺一直在兑现，当初的买房者现在可以说有很多是一套换成了很多套，应该说这些举措在当时起到拯救了他们财富的作用。
　　杨卓舒告诉记者，卓达从创办之初到现在，就以各种各样的回馈给我们的业主，各种各样的措施从来没有间断过。当时有人说福利物业能走多远，16年过来了，卓达一直在走。卓达在福利物业上，包括各种让利给住户的，起码也得有3亿元以上，这是直接财务成本。卓达是多付出了3个亿，该收的费没有收，但是使住户对卓达的交口赞誉，对卓达福利半福利物业模式高度认同，所带来的更大直接的效果就是，卓达的房子建一处卖一处。不是卓达的房子盖得特别漂亮，而是卓达的“良好口碑”，获得是消费者的忠诚、信赖、高度评价，像爱护自己的企业一样爱护我们的社区，像爱自己的家一样。这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这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这才是卓达文化的体现。
　　这种巨大的无形资产也是有价值的，也可以把它表现为经济价值，几万客户、十来万人口住在卓达，在河北省会石家庄一共就200多万人口，现在几乎到任何一个场合，都会经常遇见若干个卓达的住户，然后人们就交口赞誉卓达。我认为“口碑”比账上存的款要重得多，账上存再多的钱，如果没有这些，早晚有一天也会失去。
　　因为需求者多，买卓达房子的多，卓达从每一户身上少挣一些，或者把多挣的部分让出一部分，自己少留一些，这就足够了。如果卓达挣了钱只能进不能出，只有自己得，没有他人共享，相信卓达不会走到今天，卓达就不会有这么大的能量，不会有这么大的开发量，不会有这么多地方政府高度认同卓达。当然，有一天卓达也要变成一个真正的公众企业，那就是说使它上市，这是下一步的计划。
　　当然，不能要求人家别的物业都是福利半福利的去做，人家收费也是对的，各企业有各企业的不同情况。别的企业不设养老金、不设助学金也是对的，没什么过错，买房子就是买房子。各企业有各企业的实际情况，算大账，一定算大账、算长久账，而不是短期，不是一朝一夕的。
　　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
　　杨卓舒说，面对危机，由于人们的意志、品格、精神状态不一样，责任心不一样，带来的勇气也是不一样的，在经济危机中，一定会有很多的机会给予这批人，给予这批企业。所以经济危机是一次洗牌、一次重整的过程，使这批企业、这批人能够迅速崛起。每个企业要正确对待这次金融危机，要顺势而发展、顺势而动，以防止被彻底剥夺，被洗劫一空。
　　卓达创办之初就是利用了1992年的宏观调控，特别是针对房地产所采取的那种打击，造成全国房地产首先从海南崩盘，然后全国房地产像溃堤一般立刻崩溃，然后导致了30多万元的地价立即变成了5万元，一次要付清的可以3年付清，所有的建筑成本都在往下降。如果没有抓住那次机会，就不会有卓达的创业，这是一次。这16年间历经了几次这样的周期，我们都成功地加以把握，都是在反周期运作。
　　去年以来，卓达做了两个大的项目集群，一个是在天津，卓达和民政部共同搞中国养老示范园区，当然还有中国老龄委、中国老龄基金会。这个示范园区的规模，加上产业园区，要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京津冀结合地的卫星城。此外，卓达还有个国家重点项目，就是文化产业创意园区和示范园区，现正在昼夜施工，已经有了初步的形象，今年10月份，有的工程就将交付使用了。首先不是利用经济的这种周期，根本不可能拿到这些土地，因为这一年半到两年来土地到处流拍，所以土地指标不成问题。第二，由于投资商纷纷撤走，而卓达在这时进入，地方政府就给予了我们极大的优惠。第三，卓达利用低谷期开始建设。2007年上半年的时候钢材已经到了6400元／吨，甚至到2008年5月份之前钢材仍然维持在6000元以上，而我们开始建设的时候，钢材就降到3100元，各种建材降下来一半。低谷期投入、建设，当一个经济周期开始复苏，房价必然大幅超过去，于是利润空间就特别大。
　　再以山东为例，如果不是赶上这个低谷期，这个巨大的项目板块是落不到卓达手上的。固然，卓达一产、二产、三产都能做，并且包括文化产业能把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但是就资金上来说，卓达并不是最强大的企业，比卓达强大的企业国内的、国外的就太多了。因为别人被原有的项目拖住，高成本的苦果已经吞进去了，自顾不暇，只能采取措施自保、收缩，而卓达没有这种负担，轻装挺进，于是这时候来到了山东开发。所以，山东当地政府高度重视卓达，把30万吨的港口、国家发动机工业基地、国家先进技术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和可以容纳百万人口的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交给卓达。早来半年，沿海滩涂还没有变成建设用地，如果经济下滑晚出现半年，建设用地已变完了，很多企业都把地分了，也落不到卓达手里。
　　这就是有得有失，卓达得到的永远是最多，给客户一些补偿，多一些反馈，房子卖得快，资金流充足，卓达凭借资金流在低谷期去做更大的项目，以求得更大更高的回报。所以杨卓舒认为经济危机是深重的，金融危机是一次重新洗牌，是旧的经济秩序崩溃，新的经济秩序在建立，是不可抗拒的，又有许多可作为的空间，是可以通过努力来减弱这种损失，甚至可以通过努力化危机为机会，获得发展的资源和良好的机会。

      ——卓达集团总裁杨卓舒专访 

      人民网记者  庄红韬

访谈网址：http://tv.people.com.cn/GB/14644/9252720.html

 记  者：今年两会期间人民网经济频道、网易财经频道和卓达集团共同推出了“富民100条”网友建言征集活动，这个活动成了两会期间人民网网友最关注的话题，还上了人民网首页的头条。根据征集的结果，在我们预设的十个话题当中，最受关注、网友建言最多的前三位依次是：第一，期待新医改破解看病难、看病贵；第二，如何建设可增加全民财产性收入的股市；第三，个税全面改革机会是否已到？如何进行个税的改革。我们看到这三个话题都和我们今天谈的富民有直接关系。杨总，您怎么看百姓的这种关心，它反应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愿望？

杨  总：刚才你提的这三个话题、三个问题也是全民普遍关心的，这三个问题是民众支出的问题。支出多了收入就相就对少了，同等的收入情况下支出少了，那么收入相对就多了。这是三个特别关系到大众的问题，也成了重大的社会问题。首先我认为这三个问题必须解决，但是解决的方法，我认为就医所以难，就医所以费用太高，不是由于民间医院多了，而是民间医院太少。我们可以做一种设想，除了部队的特种医院以外，像301、502、706等等这些，所有的医院全都民办，我坚信看病难的问题就能解决。

因为民营资本进入就出现了竞争，就没了垄断，所有的医疗资源就平等地被分配，我反复强调这个平等不是平均。如果一条街上需要五家餐馆，就五个国有餐馆在办，哪个餐馆的服务态度都不会好，哪个餐馆的饭菜质量都会很差，哪个餐馆的就餐费用都会很高，你爱吃不吃，就这个你来了还得排队呢。但是一条街上有十个餐馆的时候，大家竞争，总有三个处于将要倒闭状态，于是竞相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成本、降低消费价格，于是就越办越好，吃饭就变得不难。我们现在走在街上吃饭，有遇到态度不好的吗？态度不好谁去吃？不吃它就倒闭。倒闭以后，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说，垮掉的不是企业，跳楼的将是老板，这是本能，这是充分符合天道，符合人的本能。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绝大部分医疗资源掌握在国有的医疗机构里，而这些医疗机构本身又是双重的角色，它既从事着本职，它也犹如一个企业。这个饭店、酒店讲究上客率，宾馆讲究的是客房床位使用率，医院普遍都讲病床的使用率。我是个主治医生，你不出院，这个床位没有新病号，一般情况下我不让你出院，有了新病号我再把你顶出去，好保持我的病床使用率达到100％，这还有好吗？这就没个好。另外，医院给的费用很少，他自身还要挣钱、上设备、盖职工宿舍楼、解决设备、解决办公楼的问题，你说他到底是什么？是企业还是医疗机构？还不如索兴就把它企业化了。

说企业化了，他就唯钱是图了，唯钱是图不坏，问题是所有的医院都企业化了，都唯钱是图，谁是他的上帝？患者就是他真正的上帝了。谁没病没灾的走在路上给医院送钱去？来的人既求助于他治疗，但是同时又给他来消费，他能不好好对待病人吗？平等竞争了，医院多了，你这地方看不好，我到别的地方去，我再就不上你这里来了。你给随便出医疗事故，把手术钳子落肚子里了，此后你这个医院就彻底倒闭，一次就倒闭。你对病号态度不好，今后没人到里这里排队看病来了。这就把费用大大的往下降，医疗资源就得以充分地使用、发掘，真正归全民共享，于是受益的是谁呢？受益的是民众，受益的是国家。你是企业，无利则罢，有利国家还得上你的税，这什么都由国家包着，来更大的坏处就是把公民养懒了，所以我说中国公民在整体上说是不合格的。合格的公民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不能把什么都推给政府，不能什么都指望政府，不能什么都怪社会，应该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

医疗问题我认为舍此没有他途，如果医疗都由国家包着，老百姓就会觉得我看病政府就得管，那什么叫贵？现在得个感冒弄不好就得600、1200，上来就输高档的抗生素，输三天不见效，换个品种再输，一折腾1000多块钱。将来就算把这部分降下来，降到600块钱那也贵，60块钱也贵，不花钱倒补贴才合理吗？所以贵贱还是在其次，关键是产生一种对政府的依赖、对社会的依赖，这个社会就好比一个人的肌体，每个单体的公民就好象细胞一样，你说细胞如果都充满惰性，没活力，都互相依靠、都依靠肌体，肌体是由细胞构成的，这个细胞都这么懒，这个肌体行吗？这个肌体必然是软弱无力的，必然是病态的。

所以，不能大包大揽，政府就得有意识把该民众自己解决的，该推给企业解决的、推给社会解决的，政府不操那个心。我就给你政策，谁办得好谁存在，办不好你就倒闭，我认为这是解决医疗问题（的方法）。这困惑了多少年了，我断言：如果不按照我这个办法，下一次五年的两会还是这个话题，解决不了。国家财政往里贴那得贴多少？有多少钱够往里贴的？省级医院贴多少？市级医院贴多少？三甲医院贴多少？普通医院贴多少？普通医院就不重要吗？社区医院贴多少？解决不了。这已经被全世界各国医疗所证明行不通的办法，政府不应该背这个包袱，政府给了政策这就足够了。

记  者：下面是股市的问题。

杨  总：关于股市的问题，这一次大家都知道了，股市崩溃了，我们公司大多数员工是不炒股的，因为我本身就写过股票经营秘诀，这个秘诀就是告诉大家不要炒股，就是最有效的秘诀。股市在世界金融危机下，因为它属于虚拟的，首先受冲击的是股市，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回想一下，没发生世界金融危机的时候，股市不也是在不停地洗劫着，今天把这部分人洗光了，明天把那部分人洗光了。

所以，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比方，当然这个不一定十分恰当，我认为很恰当，别人听了不一定感觉舒服。所谓“中原逐鹿”，鹿是谁？鹿就是股市上的散户、小股民们。谁去逐？那股市都垄断着，那些就犹如草原食肉的猛兽，在不停地追逐、不停地咬，追着这群鹿。把肥的给撵瘦了，瘦的撵住吃掉了。你说历经十年有几个没被套住的？今天套了这一批，明天套了那一批，当然也有人从这里赚，但是赚的是微乎其微，被套的是绝大多数。

股市得有三个基本条件，第一，本身它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需要真正的市场经济做依托，它需要这块土壤。如果这个土壤一半是沙粒、一半是土质（适合耕种的土质），长不出这棵健康的苗，所以，中国股市是个“歪脖树”，是个怪胎。

第二条就是真正的高度法制，那你如果有关联交易，或者你已经资不抵债，或者里变相做假账等等这些，该判的判、该抓的抓、该公布的公布、该摘牌的摘牌、该警告的警告，我们这能做到吗？

第三，既然是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就应该是非常纯洁的，这里面就不能有其它的因素在里边参与。一有其它的因素在里参与，它就要变，它就要发生异变。人们投入股市、投入于股市，最后股市成了自己的敌人，这叫异化，异化成了自己的敌人、自己的掠杀者。所以民众的财富在股市上的流失已经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这里我要强调，这怪不得政府，因为毕竟还有些人赚了，我注意到特别是去年，政府的有关部门一再警告“股市高风险，慎重投入”，一再劝还往里进。有一句民间话叫“天老爷难救该死的鬼”，非要往里进，那有什么办法，也不能摁着你不让进去。所以既然是投机，投机就有破产，既然有白赚的便宜，那就有倾家荡产的可能，这谁也怪不得谁，这里边需要中国股民有基本的觉悟。所以，股市赔了你也别怪政府，这用得上打麻将时候那句话“点背不能怪社会”，你不上场那不就没事了吗？你去赌，你输个血本无归，那只能怪你自己。

所以，政府该警告的警告、该提醒的一再提醒，所以中国股市有个逐渐的完善，它不是孤立的，它必须得和中国整个市场经济的机制相伴生。市场经济是个大前提，法制是个大前提，没这两个大前提，股市就只能是这个德行。没有世界金融危机，它也只能是这个德行。像我们知道的一些企业，已经一分钱不值，因为它已经负债累累，但是股票在市场上一路狂奔，打着跟头往上翻。说价格跟价值不背离，那要股市干什么？企业值1亿，到股票市场就值1亿，谁搞股票干什么？可以背离，可以几十倍的背离，但是不能没有边。所以，好自爱护自己的血汗钱，慎重的对待股市。越想轻巧致富，越想投机致富，越往往是血本无归。

记  者：关于个人所得税的问题。

杨  总：个人所得税的问题，我认为起征点逐渐地提高这是对的，因为物价也在上涨，人们的普遍收益水平也在相应的提高。如果起征点过低的话，它会两个特别大的（不利），于国家不利，于个人可以忽略不说。第一，它会使个人对国家产生一种离心离德的的情感。我挣两个钱，你要不征吧，我觉得日子还相对宽裕一点。我刚刚见这么点好，比温饱、比一般生活水平略高一点，你就开始给我征税了。你征不来多少，但是这个处理不好，却影响了民众和国家之间的这种感情，拉大了距离。同样，把起点高一些，让他多挣一些，他多消费一些，你在这块可能征回来是个1，卡了一刀，但是你要不征，把起点再高一些，把这个1放出去，它带来的效果、给国家带来的好处是10。为什么非得征得这么狠呢？所以这是一个，我希望能够再适度地提高一些，不要把起点搞得太低。

第二，人们普遍有这样的心理，这部分被征所得税的人容易产生这样一种心理和情感上的认识，都是在这个水平上下，高也高不了多少，低也低不了多少。如果月薪10万，年薪120万无所谓，你征去80%，我还剩好几十万呢，我有车、有房子了、有钱花了，一年整50万纯收入归个人，剩下70万都给国家，我连着干10年我就可以退休了，有500万还用工作吗？也不影响我基本的消费，在帐上放着也没什么大用处，如果不想办企业的话。因为它不包括企业，企业不是个人所得税的问题，企业有企业的税。如果说他生活水平比正常人高一些，刚见高，努努力他还想再往上涨一块、再蹦一块，一看到这个开始卡税了，有的人就开始“我就求这么个工资水平”。我要能求出两倍工资水平，你高一些，我剩的还是多。我如果求不出两倍的工资水平，我干脆就跟这个差不多就完了，它将影响这个阶层的人的进取心、创造力和追求利益的这种动力，所以这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应该给他一个相对大的幅度，让他再创造。这是我对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一些看法。

记  者：杨总，应该说过去改革开放30年已经基本达到了富国的目标，因为中国过去30年经济飞速地发展，现在经济总量也达到了世界前三位。那么展望一下未来，您认为在未来继续走富民和强国的道路上，作为一个企业家，企业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它从中能起到什么作用？

杨  总：要实现继续富国、富民，企业是最重要的途径、是最重要的工具、是最重要的手段，在这里可以把企业当做手段、工具、途径和最大的希望，也是最大的责任承担者。因为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国力相比，都可以归结为这个国家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力量相比。日本是因为有了松下、雄谷组、索尼、三菱重工等一系列企业，韩国是因为有了大宇、现代等等，美国是因为有通用、波音等等一系列，德国是因为有了西门子、宝马、大众、奔驰，就像我们这次国际发动机基地这个，奥地利是因为有斯太尔发动机。

国力和国力的相抗衡、相角力，实际是国家的企业和另外一个国家企业之间的比较。世界顶尖的企业是这个国家国力最重要的依据，是这个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障，也是这个国家财力的主要来源，也是这个国家全体公民富足的唯一渠道。没有这个渠道，没有这个保证，既富不了国也强不了民。国家不能直接印票子，老百姓不能凭空去挣钱、去分配财富，一切全赖企业。所以，企业的现状和命运、企业的未来与前途，即是这个民族和国家以及全民的现状、未来和前途。所以中国应该创造这样的机制和给出这样的政策、平台、空间，让一大批企业能够产生、发展、壮大，能够走到国际上去，能跟国际企业进行比较、进行抗衡，能够成为国际顶尖的一流大企业。

像我们14亿这么大的国家，没有这一大群国际顶尖的一流大企业，其它的都是空谈，都是不可能的，而要建设国际顶尖的一流大企业，就必须有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是全民的，现代企业制度就必须能跟国际对轨，它的机制、体制、所有制度必须和国际企业能够相抗衡。没有这套软体系就没有它的成功，就不可能有这些企业的快速成长和强大。这就是我讲的企业最重要的历史使命、最重要的作用。

      ——卓达集团总裁杨卓舒专访 

      人民网记者  庄红韬

  访谈地址：http://tv.people.com.cn/GB/14644/9252720.html

    记  者:财富差距的扩大和财富分配的不公，这是困扰社会的一个重大难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那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个分配的不公和差距的不断扩大，会对富民目标的实现，以及提升整个民族的水平是什么样的影响？

    杨  总：党中央、国务院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也是着力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胡总书记和温总理这一届中央和政府提出亲民。亲民的重要举措和重要的目标就是富民，不富民就无以亲民。但是我讲过，这是一个长时间历史形成的问题，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现在要想缩小这种差距，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刚才我们提到了从经济结构到产业制度，到国策方向等等这些方面，还有很多可供操作的空间，还需要再调整、再完善，使它更加和谐。如果这种差距继续扩大，如果不能够得以有效地解决的话，那么它会使这个社会凝聚力被涣散，甚至被瓦解。

    因为国和家是一个一致的统一体，常讲没有国则没有家，但是国也恰好是亿万个家所构成的。如果这亿万个家在财富分配上没有基本的公正或者基本的合理，当然要想绝对的合理这是不可能的，绝对的公正也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讲的基本公正和基本合理也不平均主义，平均主义恰恰是一种最大的不公平，因为还得体现多劳多得、各尽所能，还得体现个体的差异、家庭的差异。但是总体来说它应该是和谐的，分配上应该是科学的。否则的话，大家共同爱我们这个国家，他就没有了利益基础。说我们共同的国家、共同的社会、共同的家园，我们共同去建设它、保卫它、维护它，那一切都是建立在有共同的利益基础之上的。当这个共同的利益不相同的时候，它就没了这个支点，没了这个基础。

    过去讲“道不同，不相为谋”，实际上在这里可以解释为“利不同，不相为谋”。如果我们两个人从事着同样的工作，或者同样的享有公民的权利，本来我所作的你也能做，而且你也应该有这样平等的机会，这个机会却只能由我垄断、由我占有，你没有这种公平的基本机会，那么我的所得大于你一倍、五倍甚至十倍，那么我们两个说有共同的爱和共同的追求、共同的希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一句空话，因为我们之间没有共同的基础。但是至于说我们两个都有了共同的机会，可是你把握住了，我没把握住，这我也怪不得别人。所以首先要解决这种机会公平、机会均等的问题。国家不能直接把财富给了谁，直接怎么给呢？国家只能把机会，也就是国家通过政策平均地、公平地给予每个公民，给予每个企业。在这个前提下，让每个公民、每个企业去自由竞争，去各尽所能，于是整个国家在经济建设上才表现得生机勃勃，全民的激情、创造力和贡献精神才能得到最大的发挥，所以这是个大前提。

    应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勤劳的，前提是精神上的和手脚的束缚必须得能放开。至于说我是农民，政策好，我还有能力到城里去从事工作，那是我优于其他农民。但是我没有这种技能到城里去，我是农民，我也不至于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就种那几亩薄田，就仅靠天混一碗饭吃。因为国家给了我这样的政策，我做不好那只能怪我自己。在这里我要说，政策是最大的成本，也是最低的成本，政策就是一张纸，从最低成本来说，还有比一般的人研究出一个政策成本低得吗？但是如果具体的政策措施不是那么科学，不是那么合理的话，那这个政策的成本就太大太大了，它需要全民去付出。因此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应该进行这种制度创新和制度设计，通过这种有效的制度创新和设计，解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讲的最一般的一对矛盾问题，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

    我国农村的现状主要的问题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矛盾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为什么张嘴必讲农村？因为它是中国大多数人口的载体。农村、农民、农业的问题不解决，中国社会的任何根本问题都得不到有效解决，这70％—80％的人口是不可忽视的。说国富，那80％的人口不富，国不能富，更何况还不止这80%的人口问题，还有大量城市一般人口。当然城市高收入阶层我们可以在这里忽略不计，可是城里还有大多数人口仍然是处于较低收入水平状态下。所以我就想起来这样一句话“授鱼、授渔，给鱼吃就莫不如教会他打鱼”，但是光教会打鱼现在看来也不够，要给予打鱼的政策。给鱼吃，吃没了就永远没了，教会了打鱼，他就能够打鱼，就有源源不断的鱼吃，但是还是还得给他们这种放开打鱼的政策。所以，政策、技能这两者相结合就解决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

    我认为，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命题上讲，马克思主义是永远不过时的，这是真理。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被教条化、书本化，许多东西需要发展，有些需要扬弃，但是刚才讲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矛盾，马克思主义这个命题是真理，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从这里入手，就解决不了社会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因此说在制定、创新、设计各种制度、各种政策的时候，不能背离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基本的原理。其实我们今天有好多社会矛盾，就包括现在我们这个话题，财富分配问题、国富与民富的问题，仍然没有脱离开这个范畴，还是这一对矛盾所涵盖的。

      面向改革开放下一个30年的富民道路选择 

      ——卓达集团总裁杨卓舒专访 

      人民网记者  庄红韬

 访谈地址：http://tv.people.com.cn/GB/14644/9252720.html

      记  者：杨总，刚才谈到关于富民的话题，您讲到了从整个国家的政策方面，或者说从社会方面应该怎么样往这个方向努力。作为企业，在富民的过程中，应该有什么努力的方向，或者说应该做些什么？

       杨  总：在当前这个形势下，由于国民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增速减掉了一半，面对这个严峻形势是不言而喻的，这个困难对中国所有的企业都是共同的。那么作为企业，我说这个民，企业本身是民，而这个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又安置着大多数的民，它首先承载了国有经济改革之后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第二个是新生的就业人员，大部分都在民企当中工作。因此，现在民企的命运，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广大公民的命运，一家民企倒闭，百家、千家民企倒闭，还是少数人蒙受灾难。如果中国多数民企出现大的问题，那就是全民性的灾难，都没业可就了。没业可就，就没有财富可分配了，物价在上涨，经济在萎缩，工资没了，这两头一拉，困难就极大了。

      第二，国家的税收，它承载着85％—95％的就业，贡献着三分之二的税收，税收怎么办？没有了税收，国家没有了财政来源，国家拿什么维系？国防、医疗、教育、科研、福利等等这一系列都将成了没有来源、没有保障、没有了最基本的基础，这是不堪设想的。

      所以，这时候从主观上说，作为企业，既然是企业公民，就应该尽公民的基本责任和义务，应该有这种基本的觉悟，那就是拼命也要把企业办好，拼命要发展，拼命要守住。从客观上来说，国家应该下功夫研究民企的现状。我说了，中国民企能够生存下来，走到今天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国家民企寿命平均就是两年零七个月，而在西方发达国家是十六年左右，我们才两年多。如果中国民企在这一次经济大衰退当中大批倒闭，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它将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问题，许多重大的社会矛盾都将在这里被激发，不堪设想。所以企业本身从主观上来说，应该尽企业公民的责任。

      第二个，在危机下有所准备的企业应该利用危机，把危机作为一次机会。那就是我讲的，在这时候要进行项目抄底、人才抄底、土地抄底、市场抄底等等这一系列，低谷期有低谷期的好处。如果所有的企业在低谷期都一蹶不振，那么整个国家就将非常困难，所以应该有一批企业充分利用这样的低谷期来快速发展自己，从而拉动相关的经济向上增长，而且历史证明，几次大的经济危机也确实给一些企业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从卓达自身来说，我们今年新增就业岗位3000个，现在已经招募了600多，很快第二批1000多在夏季完成，秋季再将增加1500人。如果卓达不进行这种低谷期的抄底，如果不逆势大发展，那就不会有这3000人就业的机会。一个企业解决不了国家的大问题，但是如果有很多这样的企业，那么国家的困难就会大大的减少，整个经济状态就会得以大大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