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抗震救灾做得比过去好，我们看到了进步，但是还有巨大的进步的空间。这次防疫下的工夫极大，那就是非常得力的措施。想一想看，人口越往下游越是稠密，马上进入城区，沿长江而下，如果这个防疫问题解决不了，一旦发生了瘟疫整个长江水将被污染，从上游一直到中游、到下游一贯而下，两岸几亿人口都将重度污染。临时更换水源怎么可能？水净化可以把杂质净化掉，但是病毒是净化不掉的，病菌不是能净化掉的。那真是不堪设想，那就不是几万人生命所能挡得住的。

    这次媒体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了灾情，这是中国社会的进步，因为瞒报是最大的愚蠢。因为地震不是人引发的，如果说哪一个人用什么东西撬了地球的板块，导致地震，那你可以瞒，它不是这个样子。如果对外瞒，那就是对灾区人民生命的最大不负责任，也是对国际舆论的不负责任，对国际社会的不负责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国际舆论给予了肯定，这应该说是在预料之中的，应该说是对的。

    原来的一些救助挺盲目，这次捐赠物资的时候，是缺什么、缺多少，然后有方向性地组织捐赠，这也是救灾能力提高的一个表现。但是，严格地说，这个是完全应该的。那不能说四川几十万、几百万人露宿，然后正是暴雨，有时候酷热难当，连稍避风雨和晚上有一个歇息的地方都没有，睡在露天里、泥地里？然后盲目地向那里运送其它物资，所以优先解决账篷，抢先解决临时居住房，解决供水问题等等这些，这也都是在本职范围之内。

    这次各省都派心理专家对灾区人民心理上的创伤进行干预了，这较唐山大地震是个进步。因为这种后遗症，这是一种群体症，不是单体个人的，是许许多多人表现在多种的方面，但是可以归结一大类，心理上已经产生惧怕，所以给他以关怀就不光是物质的，还要有情感的，也要有心理上的，而心理上的治疗和帮助尤为重要。他自己心态不对，受了伤害，变了形态，你外部给予再多的帮助，它不能有效地使用这种方式，它总在一种阴影中，在一个夹缝的空间中，在一种高度的扭曲和恐怖空间当中封闭着自己，心病还得心来医，所以派出这类专家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种事情肯定要发生。

    这次全民参与是空前绝后的，这一方面说明社会的进步，另外证明公民慈善意识的增强是一个渐进过程。

    此后政府规定，政府办公大楼和车都停批，这是非常正确的，漫道有这种灾难，没这种灾难，都应该在这些问题上严格限制。常讲好官不修衙，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好官（我们简单的判定是好官），有哪个是靠修了堂皇的衙门而名垂青史？凡是大修衙门的官没有一个不是祸国殃民的，那都是在挥霍民脂民膏。既然民意已经到了倒悬这种程度，然后你再刮取或者攫取民脂民膏，或者盗用、挥霍民脂民膏，那本身就是错上加错、错上加罪。一个社会的强大，一个社会的希望，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一个社会的和谐，它是建立在社会公正之上的。如果说数百万人、上千万人受灾，七八万死亡，几十万人受伤，那么多人无家可归，那么多孤儿，那么多伤残者，然后挥霍者依然如故挥霍不断，这就将从根本上瓦解这个社会，这就将从根本上使人们丧失了对这个社会最基本的信任和期望。所以中央政府采取这种措施，一刀切，制止更换轿车，制止修衙门，这是非常正确的，是得民心的。平素尚且就不应当如此，更何况国难当头。这不是国难？更何况这么多人现在还埋在废墟下。

    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进步，通过这场灾害，也看到了全民的进步，看到了中国政府较之30年前那场大地震的进步。但是我还是要说，进步的上升空间非常巨大，其中办法之一就是痛定思痛、好生总结，每一个组织、公民都全面提高自己，思考如何面对下一次一定要发生的灾难，甚至是同时发生的两起灾难，甚至比汶川大地震更要剧烈得多的、破坏力大得多的灾难。

    我想，现在的头等大事就是全力以赴拯救、抢救，尽最大努力、尽最快速度，结束这个死亡期。现在仍然在死亡期里，因为还有人有一丝一毫的生存希望，比如走失在山里面，还与外界隔绝的。同时，防止次灾害发生，这是继续抢救、拯救期。第二件大事，就是复建期，尽管这个复建再抓紧也得若干年后，政府也采取了非常强有力的措施，调集全国的力量，支援当地最需要的各种物资。第三件大事，就是把以往那种歌颂变成切切实实的总结，形成制度、文字、政策，形成具体的措施，这就是我最大的期望，也只有这样才对得起死去的生命，才算对得起那些正在苦痛之中的灾区人民，才真正地是对那些将来一定会发生各种灾难的，现在还没有发生灾难地区的人们负责任。

                                 强化预警系统 把灾害降到最低 

                   震后反思，人类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抗震救灾：更应反思如何面对下一次

 
                   抗震救灾本应属于一种全民的自觉行为

    天灾一定会发生，它和社会制度无关，和意识形态无关。谁都不必为此而感到这是影响形象的，那影响什么？地震你能管得住？大暴风雨、大飓风、大海啸、大火灾、大瘟疫你能管得住吗？问题是发生之前你的态度是什么？怎么准备？发生之后你如何处置，这才是至关重要的。一灾方平，痛定而不思痛，而劫后余生的人为灾难中所失去生命的人感到哀伤，但这远远不够。劫后余生的人就很可能是第二次灾难的丧生者，谁也不敢保证在灾害发生过的地方不再发生灾害，谁能保证从此一切了去、万事太平？没人敢做这个保证吧？所以，有了一次惨痛的教训，就应该从中把所有的经验、教训彻底地总结出来，制订出非常科学理性的办法。

    现在是一个地方发生地震，如果同时在其它的几个地方发生地震，应该提前有这么一种组织。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保证，不会同一时间出现两种自然灾害。那就必须做这种准备，甚至还得做两种灾害同时都产生次灾害的准备，而且有时候次灾害会大于主灾害。

    我还要说的就是，要强化预警系统。一方面，中央国家机关决定今年减少5％公费支出用于救灾，这是得民心的，是件大好事。从另外一方面说，如果说不在预警上下一些工夫，加大成本投入，那么我们所蒙受的损失，就算是用5％公费支出来救，但是那是绝对造不出这个灾区做到完整的复建、兴建，这显然是不够的，就可见不论你赋予了多大力气，用了多大的成本，进行预测研究防范，它和灾害一旦发生造成的损失，永远是九牛一毛，这种预防永远是最低微的。

    既然中国幅员辽阔，灾祸又难免要发生，那么强化这个预测体系就应该是国家的一件大事。其中也包括政府和社会组织去竭力减少社会和人为的诱发性灾难，或者灾难发生以后极力来减小这种灾害的影响，国家应该采取一些全新的制度或办法来防止灾害。比如说，在灾害预防上，就得体现科学和民主。你不正视科学，那你就无法预测。你预测不了，那么灾难就会变成突然的了，你再有训练，有预测的灾难和无预测的灾难结果是大不一样的。那么要想有这种预测就得言论民主，如果言论不民主，人们不能自由表达，你纵然预测到了，你也不能及时传播出去。第二，如果言论不是自由的，有些专门研究机构，也无法成立和运行。那么这从根本上将降低这种预测的能力。所以再往深层讲的时候，许多方面就涉及到体制的问题，它不简单是个经济能量、社会能量这样一个非常直白、非常浅显的问题，它更深层次的是个体制问题。所以，灾祸也在检验着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把它自己该做的都做了，包括受灾的人把他自己该做的都做了，灾祸也要发生，甚至有时候也要带来较大的损失。可是这是一种科学的模式，更重要的在这种模式下，人们这样做是正确的，正确的不等于说不发生、不带来后果。但是正确的可以使把突发的灾难变成有预见的灾难，可以使灾难所造成的损失大大地减少。而灾后还有许多需要做的事情，也同样可以在这里有个系统的支持。最可怕的就是，本来可以预测的东西，由于投入不够，而没有预测，那么这损失就太大了，所以强化预警预测，将是这次大灾害之后一个重大的课题。

    那么，我要讲的是科学和民主，人们也得有这种言论的自由，而且从心理上要打消对这种言论自由的恐惧。哪个地方说要地震，我想这个不会导致整个社会的解体，或者产生无法收拾的局面。因为每个人的利益都在告诉他，他离不开这个社会。他自个儿无论怎么做，他都无法不依赖社会配合，我说的是配合而不是100％依赖，无法独立面对这种灾难。路断了，没有人给你修行吗？没有人给送医送药行吗？没有人防疫行吗？伤病员没有人帮着你挖，光靠自己行吗？所以它不会引发大的社会灾难，就算所谓人心惶惶，中国这么大，在那块几百万人惶惶了，在几千万、几亿人口当中大家甚至不知道。你也没有必要说，在山西的一场地震，然后立刻向全世界、全中国公布，不在它的灾害破坏力范围之内，你可以不告诉大家，只是当地准备一下，充其量这两天学生露天上课，商场等人流居集中的地方变成小卖部临街叫卖，如果发生在夜晚，人们到室外克服一下。还有一些较大的、坚固的公共场所可以安置人，也不可能在一个城市总是进行一种预报，它永远不得安宁。你也不能把这种预报像刮风下雨一样，把中国每年都整一遍，每天晚上七点半新闻结束之后，开始报东三省地震了，华北五省地震了，你也没必要那样做，他也不会这样，所以所有这种东西加在一起。预警的成本都非常小，和产生的灾害比，成本是极其低廉的。

    可能还有一种心理，说报了以后会有敌对势力乘机作乱。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平常一个城市没有几千警察维持不行，这种情况下，有几个警察就够了。老百姓自己如果经过训练组织，自己就要维护这块的治安，如果有人作乱，那就将直接危害每个人，他比平时更加将关注这个社会的稳定，关注这个局域的平安、有序。有些东西是无可奈何的，这就是我开头讲到的，自然灾害一定要发生，人类社会目前在许多灾害面前是无可奈何的，但是人类在这方面并不是完全不可为的，人类在无可奈何的同时又应该是有为的，而人类的责任是如何在有为上下功夫。我觉得这是科学对待自然灾害，理性对待自然灾害，勇敢地对待自然灾害和有效地对待自然灾害所必须具备的，否则任何的结局、任何的表态都是于事无补的。

 
                     震后反思，人类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抗震救灾本应属于一种全民的自觉行为

                     献血就是在储存自己的生命

    富人的财富来自于社会，但是不等于富人的财富就可以视为理所当然归社会，如果是那样，那就涉及到一个权利的问题、法律的问题，那就随时可以把它分配掉。从法律上说，谁都无法把它拿走，在富人创造了财富的同时，上交了税款，拉动了经济，安置了就业。但是富人的财富它真正具有美感，具有价值的时候，它不应该是富人自己所独有的，这就像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企业家、著名的富人共同的价值观：在巨额财富上死去是一种耻辱。美国的企业家群体这一点做得非常好，生前就把个人的大部分财富捐给社会（不是把整个企业捐给社会，是捐出自己占有股份的纯个人财富的大部分），只是留够保证企业正常发展的资金。那么在中国，富人阶层在国家发生这种危难的时候，在灾区百姓饱受苦痛的时刻，尽力拿出自己的一些财富给予援手，我想这应该是一种份内的事情。

    再则，富人阶层能不能够联合起来组织一个救灾基金，有灾的时候把这笔钱投到灾区，无灾的时候把这笔基金或者给国家某一个金融机构管理，或者委托给哪个银行，让它能够投入流通，让它能有效地产生效应；而这笔资金是专款专用的，这笔资金就将变得越来越大，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从而使得国家不论在哪个方向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这笔资金都可以第一时间流向那里，给那里以支援。而且中国富人如果能够这样组织起来，这将使中国富人完成一种升华。第二，力量将变得更加强大。第三，由单体的人将变成一个群体的人、一个社会的人。第四，它将有别于任何其他给予自己带来任何名利的任何组织。因为这样一个组织是慈善的，是无私的，是奉献的，可是它又是通过实实在在的财富组织起来的。我这段话是一个倡议，也是对于一些富有人士的一种建议。   

    这次各地慈善会捐助款都比较多，他的全部钱都是来自民间，而民间的捐助主体是民企，这很正常。因为老百姓纵然是尽力了，可是他们的财富拥有量在社会中不是主流。因此这些慈善机构善款的主要来源就是民营企业，因为国营企业还涉及到一个体制问题。所以把富人阶层组织起来，成立这种基金，使基金再产生效益，使基金不停地扩大。这比每一次临时发生问题，捐助给一个机构一笔款项，有多少用多少，要强得多，发挥的作用就明显的多，这是第一。

    第二，在这种救助过程当中，有许多非常感人的富翁，比如邵逸夫、李嘉诚等等，当然大陆也有一些捐款数额比较大的。这种捐助行为它不仅能量大于社会上的单体个人，而且它起的作用是双向的：第一，它强有力地支持了国家，救助了灾区，减轻了社会的负担；第二，它本身使这个阶层的人，老板阶层也好，企业家阶层也好，富人阶层也好，通过这种行为寻找到一个重要的快乐源泉，使得自己的劳作产生一种美感。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使富人千辛万苦的经营找到了它的归宿。这个时候才使我们格外感觉到，我们办企业值得，我们有钱还真有用途，我们没白办一回企业，没白拥有一回财富，我们对别人还真有这样的作用，所以它会产生一种自我激励、自我教化、自我鼓舞、自我升华的作用。

    当然，每年救助的时候，几乎都毫无例外地会出现一些先报捐赠数额，然后续款项迟迟不到位的情况，但愿这次救灾中没有。如果有也同样是对七八万死亡者的一种不公、一种冒犯、一追亵渎、一种侮辱。所以我建议国家完善相应的法律，要不你别捐，你说捐多少就得兑现多少。以前发大洪水的时候，1996年、1998年都曾经出现这种情况，先在电视上慷慨陈词，要大额捐助（那时候百万还是很大数目），但是此后半年没有消息，找各种借口推托，拒付款项，实际上这是一种欺诈。尤其在这种情况下欺诈，有趁乱打劫的感觉，所以应该严厉地制裁、打击。发国难财有各种各样的方式，直接获得财富是一种，获得无形财富——影响力、无形资产、名声、广告、荣誉，也是发国难财的一种。打击发国难财的人，这就需要全社会，特别有能力救灾的富人率先垂范。满心哀伤尚且不足以表达我们的痛苦，更不能存有半点通过救灾来谋取其它利益，包括精神利益的企图；有任何一点点杂念，都是天理良心、人类大道所不能容忍的。

 抗震救灾：更应反思如何面对下一次

 抗震救灾本应属于一种全民的自觉行为

    人类行为与自然灾害之间的这种关系，在历次的重大自然灾害之后值得我们好好反省。人类应该具备这种反省的良知。以这次地震为例，汶川正位于一个地震带上，大陆板块这种碰撞、挤压、隆起、激烈的变动所带来的这种灾难，要说不让它发生，不可能，但是以人类目前的力量能够减弱。比如说，如果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特别的强大，可以提前在深层次上释放原子能物体，让原子能量释放，引诱地下能量早发、频发，化大震为小震。但总体来说，人类还没有能力使板块不挤压、停止运动。这就像在许久许久以后，必然有一天亚洲大陆板块会和美洲大陆板块越过大洋产生碰撞，每年虽然就是靠近一公分或者五公分，但是数学告诉我们在一个精当的时间必会碰撞，谁都无法停止这种运动，尽管它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未来。人类至少目前没有这种能力，去控制如此巨大的板块在地球自身运动过程当中使它停止。

    也就是说，这个大地震是一种自然灾害，这并不是人为的。但是，在震前人类应该在这种自然灾害面前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我绝不是说灾区的人民负有什么样的责任）我们可以试想，中国现在是14亿人口，我一直认为，我们虽然公布是13亿多人口，但是就以农村我们所接触的几十个农村为例，哪个农村的人口都不是统一数据所报的那个样子。二胎是非常正常的，三胎也相当普遍，还有许多一场洪水冲出来几百万人口来，都是没有户口的。所以可以肯定地说，人口总量已经突破了14亿。

    那么，如果中国人口现在是七亿或者八亿会怎么样？我们依然以汶川大地震为背景来剖析这个事情。就是解析大自然灾害之前人类自身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如果中国现在是7亿—8亿人，我可以断言：像汶川这样的深山，人口将极其疏落，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村子，甚至有的县城都不存在。因为人口超量，所以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已经饱和，然后中部饱和，然后就得往深山不停地发展，就使得人类不停地向那些绝对不适合人类居住、生存的地方进发，去那里寻求生存空间。特别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坡度大于30度的山地，它绝对不适合于农耕。如果有少数人在那里依靠江河和青山渔猎为生，那么人口将变得非常稀少。大地震中死亡的人口可能就是现在的零头的零头，这个灾难就好办了。

    如果没有这么多人口的荷载，就没有那么多的开采，没有那么多的建筑，也没有那么多的砍伐，怎么会到处发生泥石流呢？说不发生山体滑坡这不可能，但是那里在几十年前就发生过7.2级地震，它已经完成了一次整合。也就是说当时有些该滑的已经滑了，为什么后来几十年后在一个地质时期，这是非常短期的一次，为什么这么短时间内又造成如此大规模的山体滑坡？以至于出现30多座堰塞湖，以至于公路除了自身被震垮以外，到处都是滚落的巨石和不可抗拒的泥石流流下来将其淤塞，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当地人口荷载过量造成环境的破坏。

    那么，中国已经是14亿人口，为什么要讲如果是7亿或者8亿人口？因为中国完全有机会、有条件使人口在现在出现7—8亿，最多不过9亿这样一个状况，为什么这么多？几乎多了一倍，那是因为文革时期反科学，导致了马寅初被错批，因此错批一人多生了几亿，于是有了几亿，这几亿的基数继续往上升。以中国这种现在资源状况和自然环境，如此沉重的荷载，（但是中国人口高峰还远未到来）将还要再出生4亿，总人口达到18亿。我们想一想，那时我们到哪里去安家？到哪里去生存？

    人类自身的责任加重了自然灾害所产生的灾难。难道不是吗？我再次说，这和当地老百姓有直接的关系没有？我只能说没有直接的关系，有历史的关系。而这种历史责任谁来承担？文革时代已经结束了，面对长久的未来，可以断言：自然灾害不论是以飓风、劣性传染病、重污染、资源枯竭（当然资源枯竭我们可以把它不列为自然灾害范围之内），包括大地震、大洪水等等这些，不是此就是彼，不是今年就是明年，它肯定还要发生的，这一点是注定的。谁都无法肯定它在哪一天发生，就以目前没有征兆的情况下，谁也无法肯定。但是同样谁都无法肯定它不会发生，可以肯定它一定会发生。

    那么我们已经以人口为例说明，由于负荷过重，使得本不该人口那么密集的地方出现了这么密集的人口，以至于一场灾难就带来十来万人被压在底下，死亡如此惨烈。那么将来我们应该怎么办？既然将来灾害一定要发生，那么我们将来要做的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人类自身如何管好自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从而在这种自然灾害一旦发生的时候，把损失降到最低最低。这个要求是理性的，也应该是自觉的，也应该是不过分的，因为我们已经吃了许许多多这样的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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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震救灾：更应反思如何面对下一次

 抗震救灾本应属于一种全民的自觉行为   

 好女人是一首永恒的歌

     应该有一个常设的全民性组织，接受统一的抗险救灾的专业训练，分散在全国各地。一旦在发生灾害的时候，便能在第一时间，迅速、充分地调动民力进行自救和它救，这样就可以大大减轻国家的负担，减轻军人的负担。

    近阶段，在举国抗震中涌现了许多感人的事迹。从军人、警察到医生、民间组织，许多救助团体义无反顾，冲向最危险的震区。无数感人的故事令人闻之心颤，感叹不已。有一名老师上课的时候，房顶塌了下来，用身体死死顶住水泥板的他挽救了身下四名学生的生命，而自己却无畏地离开了。一名学生，为了让自己的同学先逃生，让出了通道，同时也让出了自己获救的希望。这些都是英雄，都感人至深，同时也都在拷问我们自己的灵魂和良知，一旦我们身临其境，是否能义不容辞地采取这种勇敢的牺牲行为，我们会不会耻辱地偷生。

    但是，面对巨大的难以抗拒的自然灾害而言，个体在一念之间的生死抉择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社会群体如何做出反应，把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以及如何面对下一次。

势必应组织起全民救助力量

    从年初的大雪灾导致部分交通线路20余天的瘫痪，带来几亿人口的滞留，到这次自然灾害导致6、7万人死亡，还有2万人失踪。那么我就想提这么几个问题：如果在同一个时间内发生了两起大的自然灾害，这怎么办？我们有没有这种能力来救助？或者是次生灾害，两起主灾害发生之后，接着又有了一个主灾害引发了次生灾害，比如说四川大地震之后洪水爆发或堰塞湖决堤，或者瘟疫流行，然后同时在别的地方还有一场大灾害也发生了，谁敢保证一定不会同时发生两场？变成了由三种大灾害乃至更多的连锁反应。那么如何保证这个救助体系依然是有效的？

    因为我们的国家幅员辽阔、人员众多，大灾小灾年年都有。所以第一，应该有一个常设组织，有效地组织起救助力量，而且这个组织应该是全民性的。它的好处在于一旦发生灾害的时候，由于全民都经过了这样一场训练，于是在救灾的时候，充分地调动民力产生自救和它救，这样就可以大大减轻国家的负担，减轻军人的负担。

    第二，全民这种被组织的过程就是一个被训练、被培养的过程。人们在这种过程中学会了如何应对自然灾害，学会了作为个体，在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怎样有效地保护自己、保护家庭、保护他人乃至救助他人。这样，在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就会把灾害造成的危害尽可能地降到最小，从而减轻救灾的负担，使蒙受灾难区域的民众把牺牲降到最低，把苦难降到最低。这么大一个国家应该有这样一种常备组织，应该有这样全民动员的能力，它是一种训练。

    第三，虽然说是从救灾入手对全民组织起来进行训练，但事实上也同时是在整合民心、民气，同时也是提高民族素质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这就像是说，如果在一个集中了数万人的大集贸市场，有人莫名其妙地放了一串剧响的鞭炮，虽然连一个人都没有炸伤，但是人们却可能因为惊吓而互相踩踏，导致不计其数的人受伤。如果有人放一枪，一枪顶多打死两个人，但是互相践踏而死的人却可能会不止20个。所以说，训练有素的心理素质也是非常重要的。

培养训练有素的合格公民

    我还记得有一些灾难，如果人们经过训练，是断不会死人的，即使死人也不会死那么多。我们这个社会自然成员太多，合格公民太少。什么叫合格公民？独立承担自己所该承担的责任，而且在危难时刻，在特殊情况下自己能够有效地尽一己之责任，去挽回损失，有效地参与到一个国家庞大机器组织体系里，平时又能有效地减少不该发生的一些问题。

     这一点我想讲的是，要组织全民完成一种基本训练，也就是把全民族的力量整合起来，提升全民族的素质，从而产生更多合格的公民，拥有合格公民所必备的素养和精神。

现在有些地方经常发生小地震，而突然发生大地震的时候防护意识不强，为什么？因为平时缺少这种训练和要求。所以就必须要告诉人们这是地震频发区，小震不断，大震也可能随时会出现。日本一年地震20万次，小震不断，它从房屋的设计到所有公民的教育训练都很到位，整个社会一体化。在哈尔滨白天鹅宾馆失火的时候，日本人和韩国人中一个人都没有死，烧死的都是中国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孩子从几岁开始，家长就告诉他们如何防范灾祸，如何避险。

   5月12日发生重大的自然灾难——四川汶川大地震，到现在确切的消息（官方公布）已经夺走近七万人的生命。可以肯定的是，死亡人数远远不止这些。尽管我们举国上下为之哀痛，但是我们和那些失去亲人的人相比，和那些家庭从此破碎的人相比，和那些留下终生残疾的人相比，和伤痛的人相比，他们每个人承担的都是百分之百的痛苦。而我们在寄托自己的哀思，表达自己的同情，尽自己力所能及的、做自己该能做的事情，已不能从根本上挽回这些生命，也不能从根本上使历经劫难的人免予这种痛苦。

    所以，我要说的是，无论我们怎么救灾，我们做得都不过；无论我们付出了什么，我们都不值得表扬，所有人都是如此。无论我们怎么英勇，怎么全力以赴，都不值得自我炫耀。因为有一些生命已经不可能生还，但是证明它死亡的遗骸却没有找到。我们不可能说，还有一些生命事实上已经死亡，可是现在还没有找到，然后我们自我就开始歌颂自己，自我煽情。

    我要说的是，在这次的自然灾难当中务必不要作秀、务必不要煽情，不要把它意识形态化。因为这样做，对死者、对那些残破的家庭、对历经劫难的人，特别是对至今还在废墟下埋着的生命（及已经死亡的生命）是一种非常大的不公、是一种亵渎、是一种摧残和蹂躏。它将破坏这种灾难面前人类所应具有的一种特殊的美感。在灾难面前人类应该有一种特殊的美感，那就是我所讲的，无论我们怎么做都是应该的，无论我们怎么做都不应该自我表扬，无论我们怎么做都不能煽情，都不能把它演化成一种运动。

    虽然灾难已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但是灾难之后，我们应该在从中吸取教训的同时，我们整个民族能够茁壮成长。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的民族应该由此变得更加的善良，而任何所谓见义勇为，只要是为了表彰，只要是为了某种其它意图，只要是为了任何一种与救灾无关的目的，它都是虚伪的，都是对于这种道德灵魂升华的一种破坏，对这种至善至纯行为的一种污染和亵渎。

    所以，当七八万甚至十万人丧失了生命，当几十万人身负各种伤痛，当更多的人承受巨大苦痛的时候，如果整个民族不能因此而使自己的道德、灵魂和良心得以升华，却把救助作为一种施舍，把救助作为一种额外负担，这就是不道德的。因为很简单，这种救助是任何一个社会，是人类的任何一个群体、一个族类所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行为规范。因为人类谁都不能独善其身，因为灾难很可能明天就轮到你的面前，因为任何孤立的个体和一个族群都无法独立地去应对这样的自然灾难，特别是这种重大的自然灾害。既然人类需要一种互助的、持久的互助行为，所以彼此谁都不欠谁的。做了是应该的，就不能企图别人感恩戴德。而在这次救灾当中，有许多人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表达出来了一种至善至纯的美，就是为了救灾，这是让我们深为感动的。相反，任何人想凭借此达到一种与救灾无关系的目的，都是耻辱的、肮脏的，都是不能允许的。

    一个民族对书的态度，是这个民族素质的基本反映，一个不读书的民族就是一个浅薄无知的民族。

    常讲“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我说“可以食无肉，居无竹，不可居无书”。俄罗斯之所以是个伟大的民族，与其全民读书的良好习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比如一节列车上118个座位，得有100个俄罗斯人在捧着书读，但俄罗斯政府觉得感觉不够，还在地铁站、公交车站免费发放报纸和刊物。在俄罗斯经济困乏的时候，人们在寒风中排队买面包，相距一米远，秩序井然，或看报，或读书，排到跟前，饥肠辘辘，面包没了，然后扭身就走，不拥挤，不加塞，不牢骚，不咒骂，这种良好教养正是其全民读书所营造的文化氛围的体现。

    一个不爱读书的民族是注定没有前途的民族。改革开放了，中国人有了最好的读书机会：第一，绝大多数人吃饱了肚子；第二，有了赋闲的时间，多少有了买书的零钱，而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多元化，文化禁锢解开，可读的书越来越多，而阅读的方式有网络、报纸、杂志、图书，也越来越方便于人们读书。

    但是，现在人们精神水平的提高和对精神生活的需求，远远不如人们对物质生活需求来得更加急切，本应该是一个日趋成熟、深刻、平和、沉稳、有深度的时代，却变得浮躁、浅薄、无知、短视、急功近利和庸俗。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

    世界上任何一个优秀的民族和富强的国家，首先都是精神上的发达、文化上的发达、情感上的发达，而后才是物质财富的丰富。现在人们或者不读书，或者是出于标新立异、包装、做作，这种心态本身就不对。这是舍本而逐末，是一种悲哀。

    一个时代如果没有普罗大众积极地读书，即是一个贫乏的时代，是一个茫然的时代，是一个没有精神、没有灵魂的时代。一个时代如果没有人能够在思想的深处行走，没有人能够到达文化的峰巅，并且有众多的人追随着向思想的深度探寻，向文化的高峰去攀登，那么这个时代也是一个灰暗的时代，其物质生活的繁荣也是一种不能持久的假象。

    中国的教育、文化、资源、社会结构、三农问题、国际关系等干洗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不应该仅是中央政府和执政党高层思考的，它应该是整个民族每一个受过相应教育的公民普遍加以思考的问题。但几十年间，几千万大学生，没有几个人有这种思考能力，人们只为了自己顾自己谋一口饭，读书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一种负担。

    1978年—81年间主要是报告文学在起着作用，报告文学是一个社会的良心和良知，也是时代的一个精神灯塔；1981年—87年间，是小说引领时代的灵魂；1987—89年间，一些理论文章进行着思想深处的思考，起着社会良知作用；9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一些报告文学、新闻、小说、纪实文学之间的变异文体；等到1995年以后，再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

    究其根本：好书太少了。好书太少是因为好的消费者太少，也就是好读者太少。没有好的消费者是不会有好的商品供应的，生产者的水平是受消费者水平来制约的。我每年送出几十部连环画，每套连环画都是一大箱子，卓达骨干员工的小孩一到七八岁，我都送连环画，目的很简单，一是培养其阅读兴趣，二是将来他长大读经典和原著的时候感到不陌生，似曾相识，有兴趣深读。同样读一部经典，其他孩子孩童时期没接触过连环画，感到每一页、每一章、每一句都是陌生的，可是他却知道，这对其信心的鼓舞作用是莫大的。

“炒股赚了归自己，亏了则盼社会来承担责任，或者换句话说，把别的老百姓的钱拿出来填进股市来满足你，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公，破坏和谐”

记　者：当前，股市大盘从6300点降到3200点，现在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包括一部分机构要求政府救市，也有另外一部分人认为政府不应该管，您怎么认为？

杨  总：股票狂涨的时候不是政府管的成果，跌也不是政府直接造成的，它是股市自身的问题。涨与落都应该任随其便，既不能揠苗助长，也不能打压一个事物的发展。谁能把股票重新托到6000到7000点？拿什么去？资金从哪儿来？它得需要钱，用国家财政还是用银行？银行的存款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拿银行去投资股市本身就犯法，能吗？财政现在本身就够紧张的了，多少事情需要办，多少领域需要钱，再往股市里填？所以政府救市这是不应该，连想都不用想的事情。

    提出这个概念有几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自己以救世主自称，认为自己万能。第二种可能就是自己被套了，呼吁政府出来帮自己一把。你挣了钱的时候你怎么不给政府？你2块钱一股买的，涨到20的时候，挣了200万，怎么没见一个股民说政府挺难，赚了这么多钱我给政府拿出100万，没有啊。凭什么你亏的时候要政府来救你？这没有道理。赚了归你，亏了则盼社会出来承担责任，或者换句话说，把别的老百姓的钱拿来填进去来满足你，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公，破坏和谐。所以政府万万不能这样做，也绝对不应该这样做，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此例一开，那今后蔓延成风，各个领域都是如此。那房地产别说不会崩溃，真出现了问题，再救房地产吧！汽车行业有一天不行了，再救汽车行业吧！哪儿都救吗？不可能的。认赌服输，你买了、赚了你高兴，现在到了难受的时候，你就得受着。这也是合格公民、理性公民、理性经纪人所必须具备的素养。天下哪儿有那事，保赚不保赔，我自己只能赚，赔了都得归别人。

    这就说到我们国家现在应着力扭转一个问题，或者把它当作一件特别重大的任务，而不是搞一些虚幻的说教，就是要提出合格公民建设问题，合格公民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做责任公民。主动、自觉地承担自己那份责任，而不是把一切都推给社会，一切都推给政府，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自己尽自己那一部分责任。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人们老有幻觉，总有残存希望，寄希望于别人，寄希望于救世主。实际上这是一种弱者的心态，是一种奴才心态，是一种小农心态，是非常有害的，对整个社会是非常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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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依然是有效供给不足。解决之道，仍然在于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

记　者：您认为这轮物价上涨的根源是什么？

杨　总：物价上涨的因素有很多。如果说我们把它分成两大类，一部分是生活资料，生活资料又分短期必需品和长期需要品，你得把它划分开，这算是一大类。另外一种就是生产资料，它不是孤立的，它是相互连带的。比如我们讲到的钢材价格上涨，它不仅是钢材，它就拉动了一连串的上涨。一涨都涨，涨了以后想单个商品降价，就不可能。要降就普遍地降，要涨就一定是普遍地涨，不论是生活资料还是生产资料。而生活资料里面，短期必须品首先是吃、穿、用，在这三项里吃又排第一位。当人们都为吃感到有些承受不了的时候，这就到了最可怕的时候。说穿还在其次，流行的服装我先不买，我穿得略差一点也不会感觉到有那么大的压力。至于住，房子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一日三餐谁能断了？是断不了的。

    人在消费上是有这样一个规律的，比如没有电的时候，过去在农村过年点一根蜡烛，手指头这么一根蜡烛就觉得很亮很亮了。当有了电以后，把电断了，你再点电线杆子那么粗的蜡烛也会感到昏暗。消费水平一经上去了，就不能往低处走，一降下来就会引发人人不满，包括你我都一样。像我参加工作时，一个月四斤细粮、半斤肉、三两油，月月都是这样，也吃不上什么好东西，谁也没什么怨恨。你现在再回到那个时代去，再给定量，除了四斤细粮以外，每月就供应你半斤肉，剩下都吃高粱米、玉米面，你看你能受得了不？人们就会怨声载道。所以消费水平只能是保持现有的水平和逐步提高，它不能下降。一下降就不舒服，就非常不舒服。消费水平下降的直接表现就是物价上涨，就是购买力不足。普通家庭过去吃菜不用太算计，不吃好的吃差的，还能管够，不能吃精肉我还可以吃个肥瘦搭配的，想包点饺子、想炖个肉、想炒个菜也不为这个犯愁。现在顿顿都掂对、顿顿都犯愁，被迫减少吃肉，被迫减少吃鱼，被迫不吃一些东西了，如果好几亿人口都有了不满，那是非常可怕的。所以物价上涨是造成消费水平下降最直接的原因。

    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依然是有效供给不足。说猪肉价格涨，如果猪再多一倍呢，猪要再多十倍，遍地都是猪，猪肉就不贵了。说白菜贵，白菜能不贵吗？农药涨价、化肥涨价、种子涨价、水涨价、电涨价，什么都涨价。所以白菜也得涨价，这道理都是一样的。有效供给不足，还是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

    症结找到了，就要解决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白菜堆到那里都烂了，蒜苔堆到那里都蔫了，都能搓成绳了，辣椒都在那里放瘪了，西红柿都放流汤了，苹果都蔫巴了，人们不是买不动，是要不了这么多，你看它降价不降价。所以提高农业生产率是特别重要的，副食品主要产自这里。按说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对农民有好处，非得把粮价压得很低吗？猪肉非得变成几块钱一斤吗？副食、肉、蛋、奶，农产品价格在这个位置上如果能巩固住是个好事。但是它必须得具备一个条件，城市人能消费得起，感觉到压力不大。那这就是谁得到好处了？农民得到了好处。让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一点有什么不好？农民10亿人口，一个人一个月多洗一次澡就消费多少？一年一人买一件衣服得多少？十户里有一户盖新房子得增加多大消费量？一户人家一年订200块钱报纸、期刊，看100块钱电影，拿出500块钱旅游，这算下来都得上万亿计，农民现在享有不了这些，要想享有这些从哪儿来？就得从农产品价格上涨中得到。至于农产品价格高了以后是否最终都能回流到农民手上，那是另外一回事，肯定他能得到一部分益处，水涨船高嘛，问题是城里这部分的消费能力能不能承受。

    所以要想提高供给能力，就得提高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物价通胀的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工资上涨太慢，收入低，难道不是这样吗？水涨一尺，坝高一尺半，水就漫不过堤来。物价涨了一番，工资涨了一番多一点，等于物价没有涨，还偏降了一点。问题是城里人的工资收入怎样能使它高上去，如果城里工资收入高不上去，而农民生产农产品的所有成本又降不下来，农产品价格下降就是一句空话，就是不可能的。

    说养鸡，他得建鸡舍，砖、瓦、水泥涨价不？运费涨价不？在外边整点钢材涨价不？养鸡的笼子铁丝涨价不？给鸡打的疫苗涨价不？全都涨价，往外运的鸡蛋、鸡肉，包括屠宰的设备，包括屠宰的刀子都在涨价，因为它是钢材，屠宰工人的工钱也在涨，产品能不涨价吗？这就陷入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农副产品不可避免地要往上涨价。涨价了以后农民的手里又落不到多少，因为很多被成本消耗掉了。而城里的工资又涨不上去，那你说怎么办？你说让农民降，农民再降就不养鸡了。以此类推，土地就撂荒，就不种了，我种点够自己吃就完了。果树我就砍掉，赔钱我要它干什么？那城里人会面对什么后果？市场上供应的农副产品更少了，物以稀为贵，价格将变得更高。所以这个深层次问题不是表象，表象是物价上涨，它有深层次的原因。

    要说城里人涨工资，那城里人由哪几部分组成呢？城里一部分或者主体是普通市民，普通市民不论是在商业、在工厂，还在交通服务行业，就是普通工作人员，一般的二线城市薪水也就是1000多块钱。你说给他们涨，企业就得往外多掏，企业成本就加大，不涨他们的薪金来源呢？他没有别的收入，他没有第二收入，除了上班、下班，就算晚上可以去卖馄饨、摆地毯、烤羊肉串，给别人捏脚，但是毕竟只适合少数人，多数人主观上也不愿做，他也不做不来。消费者票子不增加，需求又不能减少，那这就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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